古徽州科技文化鼎盛成因

新安医学和徽州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这种由“家族链”和“师承链”构成的网络，把立足点放在他们致力研究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上，从而以极强的辐射力度影响着当时的学术界。

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必然与一定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徽州科技的盛衰正是与整个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同步演化的。大体说来，元代以前数百年，由于自然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需求逐渐加大，一些为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与此相应，整个徽州文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趋势，为科技活动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元代末年以后，作为自然经济之补充的反馈式商业，在徽州迅速兴起，把徽州的经济、文化推向了鼎盛时期，科技领域人才辈出，新的科技成果不断出现，使古徽州科技文化史翻开了绚丽夺目的一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而后又急骤衰落。古徽州的科技文化与整体发展不同步的现象，无疑有其内在和外部的动力：一是内部动力，表现为人们认识思维的不断提高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外部动力，表现为良好的社会条件对科技的推动。也反映了古徽州这一地域的特殊历史条件。

首先因中国历史上战祸频仍，徽州多山的封闭式地理环境以及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为避战乱提供了理想地域，吸引了中原各地人口大批向徽州入徙。据史料记载自两汉动乱以来，先后有三次人口南迁，且战祸入徙的人口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原有土著人口，入徙者大部分出身为名门望族，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入徙后形成南北交流逐渐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如西汉初长沙王吴芮，“世居于鄱，生四子……三子日浅，封便基侯，析居新安，是为新安始祖也。”在文化上，他们“起学校，习礼容”，以汉文明融合、改造了土著文化，成为文化的盟主。日推月移，这些外来的民族不断同化着土著民族，同时其本身也为土著所同化。正是这种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孕育了富有鲜明特色的徽州文化，这是古徽州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力之一。

其次是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和徽州学者对待西方科学的正确态度，中西在此碰撞时开出了绚烂之花，结出了必然之果。中国自16世纪下半叶，随着罗马耶稣传教士的来华，便开始了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影响着中国整个学术界。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一些文入学者带着不同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对西学的研究。或一概否定极力反对；或缺乏分析全盘接受；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评地吸收外来文化。毫无疑问，古徽州学者也卷入这场对西学的研究中去，并持正确态度待之。江永、戴震、汪莱和郑复光的科学研究便是其例。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引入，也打破了中国文人学者专事释经的治学方式，拓宽了研究范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疑会对我国科技发展起着推进作用，这也是古徽州科技文化发展并至明清时达到鼎盛时期的重要客观原因。

三是徽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徽州人的商业活动，据考证已有上千年历史。徽州山多地少，山地耕作，倍加艰辛，往往事倍功半，人们生活水平极低，这是徽州多商人的内在因素。而历次战乱导致大批人口的不断内徙，使得徽州渐成地少人稠之势，以致相当多的人发生了谋生困难，这又是徽商逐年兴盛的重要原因。正如许承尧先生所说：“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在明成化年间进入黄金时代。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米、茶、漆、纸、瓷器，不少人还开当铺、钱庄、茶坊、饭馆，有的如郑天锁还在福建兼营开矿，阮弼在芜湖办染织厂。他们集工商于一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代表。而且徽商的那种深入实际，考察研究，相互竞争的风气及他们持筹握算，分析毫末，较量锱铢，不遗余力的经营，无疑对于科学研究的求实精神，尤其是推动商业数学和珠算及医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程大位从20岁开始就在长江中下游经商，往来于江浙鄂赣诸省，由于他到处留心收集数学著作，晚年还乡才能“参会诸家之法，附以一得之见”，成为珠算的集大成者。徽商不仅直接对古徽州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更多是间接地推动徽州科技文化的进步。徽商是一种反馈式商业经济，商人们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出经商获利之后，将所获资财返回乡里，置田造屋，创办各种事业，并教子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徽商的雄厚资本，使得古徽州文化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兴办学校在培养人才，促进科技发展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徽商为古徽州积聚了雄厚的物力、财力，进而培养人力，这是古徽州科技出现鼎盛局面的物质文化基础。“千艘舳舫四海通，亦官亦贾亦儒宗。文明若论因何盛?应数徽商第一功。”诗人刘夜峰深刻道出了徽州这段历史因果。